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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已被铐。她说自己太天真，想不到会如此。我只好劝慰她，望她说清楚后会回来，并望她相信党的政策，端正态度。纵然不能回了，也要好好生活下去，勿有轻生之念。

  她说，她这一去，必然影响我的前途，叫我提出离婚。我说，影响了也没来头。我就这样劳动下去，和鲲一起等待若干年她的归来。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说了许多，都是重复的话。我强压自己的悲伤，平静地劝慰她。

  鲲在社内不见我转回，便赶回家来。鲲哭了，我叫他不要哭。

  11点过，洁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着被盖卷，送她至外北车队。上车前，又说了许多话。洁已失去冷静，心中痛苦。我为她拭了额上的汗（她双手被铐）。送她上车。挥手。并跟着车跑出大门，到岔路口。一直向她挥舞手中手帕。车远去，看不见了。她（的车）向右边的道路去了。我向左边的道路走回家。此时已正午12点了。

  回到家中，鲲独自一人在室内等我。到这时我的痛苦才涌上心来，站不稳了。

  夜晚，勋锦（堂妹）和柏奎（侄）劝解我。我这才知道明天县上公判（大会）。但愿洁早些判。要平安归来，已绝对不可能了（这是我的估计错误）。我等待她，无论十年十五年。但愿她能熬出来。

  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场梦！

  家被抄得乱翻翻。地板都撬开了。我一一收拾还原后，烧火煮饭。饭熟，我吃不下，儿子也吃不下。空着腹，我说：“鲲鲲，走！钉箱箱去！”

  想我自从1957年起，望了这么多年，天却愈来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归。如今亮了又黑，再捕。这就是我个人感觉到的“华国锋时代”。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也不想归咎于某一个人。一个人只是一颗锯齿罢了。我得铁化自己，不要让人家把我锯成一撮木渣。为此，我得拼命干活。我家养着三只母鸡，天天有蛋。我不能死于营养不良，当此光明遥遥在望之际。

  本镇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现在敢于互相公开交往了。他们每天在大东街一家茶馆聚会，互通消息。他们一些人去找县委统战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单位。应邀，我去那家茶馆两次。我要忙着钉箱，不能多陪他们。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我劳累致病三次。

  县委统战部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找我去谈了话。我说，我要求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老杨说，去联系过了，那里不要我。于是我死了心，决定终老故乡。老杨说，教中学，去县文化馆，随我选择。我选择了后者。1978年12月2o日，县委统战部正式通知我：任县文化馆馆员，行政二十二级。

  这一天，女儿余蝉从成都外婆家赶来奔丧。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岳母郑雪华，在省政协做财务工作。她老人家听省政协的人说，我已死了，死于喜极喝酒过量。老人家不知道我家喜从何来，从铁窗内的妻那里来吗？从不要我回去的省文联那里来吗？

  事出有因。本县最近确实有一位姓金而不姓余的摘帽右派死于喜极喝酒过量。我叫女儿余蝉快回家去向忧伤的外婆报喜，就说爸爸不蠢，不会去死。

  我赶着把手头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岳社长告别。社上送我一支自来水和一个工作日记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带回家去。我想那些工具，将来或许还有用处。我没有想过从此我就算是弄对了。我知道，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必须有忧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饭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后，我提一口破箱，他背三个书包，出门去外北乘车到县上报到。后来我写了一《故园别》。结尾一段如下：

  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运像我这样提着一口破箱回城去的在中国至少有五十万人。曾经认为这黑该是终点站哪知前头更有遥远的路程我以微笑告别了历史手牵儿子跨出了柴门

  1985年4月21日脱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