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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离本镇的。以后，他的老母无人侍候，饥寒频频。街巷儿童无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关死门，又向门缝撒尿淋她。可怜老母，旧社会做女佣人，社会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祸，陷入比旧社会更悲惨的境况。身心受创，哭诉无门，她疯了。1984年张友洪刑满返故乡。现在在纸盒社劳动，已结婚了。近况不详，想来早已失去二十二岁那年的英姿雄态了，这就是反对红卫兵运动的下场！掷拍桌，老泪纵横，叹叹！

  说了红的说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长乐，下乡知青，务农。本镇人背后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乡下务农时同某些下乡知青一样的爱在夜间“跳丰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眼眸灵活乱转，一副聪明相。如果不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也有一条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审，我认识了他。在他审我以前，我已多次听人谈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战团的头头，勇于惹祸，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团作对，敢于冲派出所，在本镇的造反派内威望颇高。1966年秋后，我的处境已相当可悲了，书籍被抄没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将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一夜，两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家中，叫我跟着他们去。他们引我到镇政府旁边的劳动讲习所旧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着。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约都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这些人过去地位低，现在随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见同社的木匠韩二哥也在这里。他过去同我有点头招呼，现在没有了，好像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简称“红工”）的指挥部。

  等了好久，那两个引我来的年轻人叫我进房间去。房间内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放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中学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却高高坐在办公桌的桌面上，双手抱膝，背凭着墙，仰面向着屋上。那两个年轻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没有座位，憨痴痴地站着。

  坐在桌面上的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偏头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问：“认得我吗？”

  我回答不认得。

  “唔，不认得？”他又问。

  我仔细看了他那稚气而清秀的脸，估计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估计低了）。断定从来没见过他，我说：“真的不认得。”

  他脸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见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说完话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会不会是有名的蔡长乐。觉得年龄看来太小，不会是。何况他的长相又这样清秀，眼睛又显得很聪明，绝不会是手脚不干净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那两个年轻人在他旁边坐着，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顺，似乎在贴着他。

  他不再笑，开始审我。他想知道是谁派我到城厢镇来的。这时候坐椅子的一个年轻人出去拿来一只包装用的草袋，抛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盘腿坐着，必须仰起脸来，才能望见双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详细解释，力求消除他的怀疑。这样受审至少半小时，我的颈项仰疼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问：“你从前是坐小汽车的吧？”早知道他这样幼稚，我真不该向他作那么多解释。

  审毕，他吩咐那两个年轻人带我到隔壁去写交代。我只需一张纸便写成。他晃着头读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洁如此这般说了。何洁断定此人就是蔡长乐，在“红工”勤务组任职。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镇反”把他抓了，关入本县监狱，俗谓之“上焦山”。入狱前，他被捆着游街。游入小巷，我看见他。当时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给同游街的本镇党总支部书记沈全彬解渴。蔡长乐也渴了，乞水，没人给他。《红十条》公布后，本省政局又变。造反派战友放鞭炮迎接他光荣出狱。于是他的威名大振，据说还当了官。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进宫》。他的罪名是打砸抢。关在狱中，他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后来疯了，关入单间。开四届人代大会，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焦山一带敲锣打鼓。他每次听见了，都要高呼口号：“热烈欢呼九大胜利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统帅！”“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近况不详。他是运动的牺牲品。如果不疯，还有可能回头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药过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归了。倒是那些“左家庄”的毒品贩子，老谋深算，从来不疯，红黑都有糖吃。

  17．“黑五类”夜学

  当时本镇“黑五类分子”约有一百五十多人，每晚聚集在消防队的瞭望台下，听读报纸，有时也听派出所张所长训话。王镇长、城厢区武装部罗部长，偶尔也来训话。1966年秋后，造反派崛起，局面复杂化，考虑到一百多号人聚集在一起容易出问题，上面遂将“黑五类”分散为七八个小组，每晚各组在各组的地方学习。所谓镇办福利事业，亦即街道各行杂业，包括木器家具社、砖瓦社、铁件社、菜蔬社、洗染社、缝纫社、蜂窝煤社、运输队，共有“黑五类分子”十九人，编成一个小组，每晚聚集在我拉大锯的木器家具社的会场内学习。这个所谓会场，实在可怜，只是木器门市营业部通往后院的过厅罢了。会场很窄，内有百瓦电灯一盏，沿壁有矮长凳两条，不够坐，迟到者坐壁下的大木。没有桌子。壁上贴一张毛主席像。像下挂一座老式自呜钟，滴滴答答，让学习者有个盼头。我就在这个小组，每夜在灯光下大声读报纸给同学们听，不时插入几句讲解。岳社长管我们这个组的学习，他的住房就在会场旁边，所以他用不着亲临会场陪我们枯坐。夜学两个钟头，他来两次：一次在7点3o分以后，他来看看谁缺席了，明天好去理抹；一次在9点3o分以前，他来望望壁钟，稍坐片刻，然后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岳社长家在乡下，桶匠出身，不识字，对政治学习也不感兴。我朗读的那些，他多半听不懂。六年后，全国批孔老二。岳社长以为孔老二就是孙悟空（吾乡土音，叫孙悟空是孙吾孔）。在本社的职工学习会上，他言说：“说他一个斤斗就能打十万八干里，这就不合实际，应该批判！”全场先是糊涂，后是大笑。他管我们学习，一向宽大为怀，从来不骂也不刁难我们。“五类分子”背后都向我说：“你们那个岳头儿是个好人。”（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