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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去姚家渡捡石头，有一位本镇的红卫兵，姓刘，眼镜，随队伍监视我。他后来做了本镇红卫兵的小领袖。可能是他把内情透露出去了，县上遂有造反派的大字报贴出来，攻中共金堂县委“包庇大右派流沙河”。造反派都是些极左的夸大狂，幻觉特强，能够白日见鬼。陈部长啦张所长啦不是在保护我，他们是在保护中共对右派的政策不受干扰。这项政策已经够左了，左出许多家破人亡。造反派认为左得还不够，所以攻县委“包庇”我。造反派其实也并不恨我（当然也不爱我），攻县委却把我扯出来，只是为了给对方抹黑脸，以便搞而臭之，打而倒之，取而代之。这套拳路不是造反派明的，文革前十七年早就有，旧社会国民党早就有，中国历史自有封建主义的权力争夺战以来，一直就有！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这套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拳路，但是不幸也有！而且被他们的对手学去，用来回整他们！

  捡石头不得不中断。我又回到马杆旁拉大锯，从此无处可躲。我是五月的蟾蜍，川谚说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话出自《淮南子》云：“造鼓（蟾蜍）避兵，寿尽五月之望。”五月十五过了，采药人就不再捉它取蟾酥了。怕只怕过不了，捉住要挨一刀。所以吾乡说人躲祸谓之“躲蟾酥”也。

  不久以后，某日早晨我正在拉大锯，忽听背后一片杂沓的脚步声，见一群年轻人涌入后院，东张西望，似在找谁。他们厉声逼问木匠唐娃儿：“哪个是流沙河？”那位少年木匠不知所措，正在为难。明知躲不脱了，不如自，也显得那个些。我大声说：“我是！”那一群年轻人跑过来，半圆圈围了我。联手罗师傅放下大锯，回避开去。包围圈缩小了。又一群年轻人从小门面飞跑而来，七嘴八舌问道：“在哪儿？”他们蜂拥而上，包围圈由一层变为两三层。原来这两群年轻人就是成都来的某中学红卫兵战斗队的小将，他们驻扎本镇多日，煽了不少风，点了不少火，已将此地革命形势推向了高潮。现在他们即将凯旋成都，准备抓我回去，行“献俘”之礼，开斗争之会。他们先去家中捉我，又扑了空。可能有邻居给他们“点水”，他们跑到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大门面，一路从小门面，杀入后院来。他们的小领袖甲问我：“你就是流沙河？”他似乎怀疑我是假冒的。

  “同学们，我就是。”我握着锯柄说。

  “你说你的本名。”小领袖乙说，似乎有考核我是否是假冒的意思。

  我说出本名来。他们不再怀疑，但显然很失望。我是这样瘦弱，蓬头垢面，裸体跣脚，只穿一条幺裤，寒伧之至，不像他们斗争过的“黑帮分子”。

  “你为什么躲在这儿？”小领袖甲问。

  “我被押回老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已经半年。我不是躲来的。”我放开锯柄，伸手掌请他们看凸起在指根下的茧皮。我说：“我靠拉大锯维持生活，已经半年。”

  小领袖乙愤怒地喝笃道：“狡辩！你以为我们不看报！你是黑帮！沙汀黑帮！”他双臂反抄在背后，似乎双手捏有一件东西而不让我看见。我怕，可能是打人的凶器。

  我解释说，1957年定我右派罪，当时沙汀是省文联负责人，我怎么可能入他的“黑帮”。我说，我与文学绝缘已九年了，根本不是文学界的人，不可能入任何帮。

  “是小汽车送你到这儿来的吧？”有人问。

  我解释说，1958年我被开除公职，只拿生活费，每月三十元，做体力劳动，迄今九年了，怎么可能坐小汽车。

  小将们还提了许多质问，都显得很无知。他们居然以为我的生活很好，拿稿费啦有存款啦住洋楼啦吃营养啦。他们不了解当右派多么苦，因为他们太年轻了，又都是红五类子女，没有当右派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质问。他们都很失望，遂不再问。

  这时候小领袖甲向小领袖乙做眉眼。小领袖乙面容黑瘦，眸子清亮，一副聪明相。他仍然双臂反抄着，不让我看见他捏的东西。他把嗓子提得老高，表情非常严厉，吼道：“你！好生改造！”随即垂下双臂，不再反抄。我看见了，他手提的是一卷粗麻绳。他那清亮的眸子轱辘一转，向小领袖甲投一个询问的眉眼。于是小领袖甲用目光扫一扫半圆形包围圈，命令：“走吧。”又掉脸向着我，叫我写一份认罪书，下午交到他们的驻扎地，由他亲收。然后他们一窝蜂似地走了。

  我坐下来，准备吸烟。手抖，擦不燃火柴。叼着烟的嘴唇也在抖。罗师傅走回来，不好意思用眼睛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只坐着。我说头疼，下午再锯，便回家写认罪书去了。“十五也躲过了。”蟾蜍这样想着，不快乐，只悲哀。

  15．戴高帽子游街

  有一天看见做桶的小李（小老虎战团团长）放着桶不做，坐在那一株秋深叶落的核桃树下，一边与人淡笑，一边用刀剖竹，扎制高帽子的骨架。骨架扎好，只须用纸糊了，便成。“也有我一顶吧？”我一边拉锯一边想，渐渐沉入愁海。耳边铮铮嚓嚓之声愈去愈远，听不见了。罗师傅以为我瞌睡，狠送一锯，催我快醒。

  考证高帽子之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就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峨冠博带”显得英俊渍洒，可知高帽子绝不丑化人，相反，倒美化人。汉代有方山冠，又有进贤冠，也都是高帽子，皆沿袭古制。这类高帽子，不是那个人，还不能戴呢。到了宋代，苏轼的老朋友陈季常（此人害怕老婆“河东狮吼”）到山中做隐士，出门总戴着高帽子。山民“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不但不羞辱他，还认为他是在遵古制。事见苏轼《方山子传》。大约唐宋以来，戴高帽子已不时兴，或早已淘汰了。不过，高帽子之古制，作为残余观念，仍然保留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吾乡百姓见某人喜听奉承话，便笑他“爱戴高帽子”。这是善意的嘲讽，不是恶意的羞唇。高帽子丑化人，可能同封建迷信有关系。城隍庙内有塑像名无常，左手摇扇，右手执牌。牌上楷书：“正在拿你。你也来了。”无常鬼，俗名吴二爷，头戴高帽子，同手提铁链子的鸡脚鬼一道，专职收摄将死者的魂魄。他俩是阴司冥府的衙役，形象丑恶。旧戏曲舞台上的无常鬼尤其可怖。丑化人的高帽子是否从无常鬼的头上借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