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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瞠目结舌，打了败仗，站在会场中间，两手直搓裤缝。于是四面吼起了喝斥声：“老实交代！”“态度放端正点！”“低头！”“你不要麻我们劳动人民不懂！”

  最精采的一段言出自外单位的一个技工，姓巫，读过书的，口齿伶俐，也难怪他后来当了造反派小头头。他站起来，挥着手臂，斩钉截铁他说：“知识分子的坏，就像辣椒的辣！辣椒，随便你怎样弄，它都辣。生斩，斩碎，做豆瓣酱，它辣；晒干，切成截截，用油煎了，它还是辣；丢进泡菜坛子，泡它个一两年，它还是辣；用碓窝舂它成细面面，它狗日的还是辣。吃在嘴里，它满口辣；吞，它辣喉咙；吞到胃里，肚子火烧火辣。屙出它来，它狗日的还要辣你的屁眼儿！”

  好一篇《辣椒颂》，可惜我不敢当。我惭愧。年轻时我还敢辣它个三分钟。这九年改造来改造去，锐气消磨，苟且偷生，早已改造成四川特产的灯笼海椒，只大不辣了。难得这一段坦率的言，使我猛然省悟到“左家庄”是怎样地仇恨知识分子。

  这一场小小的批斗会临结束时，岳社长命令我，《改造规约》必须重写，写好后张贴在会场的墙壁上，以利革命职工对我加强监督。此外，从现在起，今后必须每个星期书面汇报一次，交岳社长。他说，书面汇报必须逐日写明去了何处、干了何事、晤了何人、谈了何话，还必须检举他人，争取立功赎罪。此外，必须尽快搬入社内住宿，不得留宿家中，以利经常监督（怕我逃亡）。还有，他说，无论到何处去，只要走出本镇范围，必须事先请假，事后销假，不得有误。最后，他说：“你回去吧。”

  我低着头走出会场。后面忽然七嘴八舌叫嚷起来，喊我回会场去。于是我又低着头走回会场，站在原处，莫名其妙地望着岳社长。

  “你就这样走了？”白脸鸡冷笑着问道。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傻兮兮地搔着头。

  “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岳社长说。

  会场上闪烁着窃笑声，好像是善意的。我瞥见近处的老李桶匠，一个瘦弱佝背的老汉，笑嘻嘻地用翘嘴指墙上，向我暗示。我总算明白了，赶快转身，面向着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老李桶匠的大儿子小李桶匠怕我鞠个不停，便说：“够了够了，又不是敬菩萨三叩，一鞠躬就行了。”老李桶匠后来对我一直很好。他没有读过书，但他懂得尊重知识，从不认为我是坏人。此后不久，有一次我走到他面前，看他箍桶。他抬头小声地劝慰我：“常言说得好，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他谈话爱引用《增广贤文》，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什么“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啦，什么“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啦，等等。运动中期，老李桶匠同本社的职工一道下乡支农，帮助割麦，过分热心，累成瘫痪，卧床年余，病故。小李桶匠对我也还不错，只是欠缺他父亲的忠厚，爱出风头。两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我正在拉大锯，他从成都回来，感染了流行的造反症，无心继续做桶。他把手中的工具狠狠地一摔，自言自语骂道：“做你妈的妣！老子他们也去造反！”他去组织了一个小老虎战团，自任团长，红极一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次批斗会后，第二天我遵命搬入社内住宿，三顿饭仍在家中吃。在社内住宿的职工，连我在内，只有四人。岳社长和我的联手罗师傅住在前院会场旁边。老木匠白大爷住在后院右角。我住在后院左角，紧靠一带土墙。门口横置古碑砌的洗衣台。大木料如山叠，遮蔽门外。来来去去，穿行在木山间，必须走之字胳。稍远处有一株老龄的核桃树，时有栖鸟鸣啭。木山间多鼠蛇，还有黄鼠狼窜来窜去。黄昏时坐门前，看不见一个人，十分僻静。室内原有地板，拆了，所以地势卑湿，入门便闻着霉味，无窗，门一关白日便是黑夜了。室内无桌椅，只有一条木匠做工用的马凳，七尺长，八寸宽，凸凹不平。写日记啦给何洁写信啦都伏在这一条难忘的马凳上。电灯是没有的，用墨水瓶做一盏煤油灯照夜。夏夜多雨，雨水向低处流，流入室内，逼得蟑螂和蜈蚣爬上我的床。独坐室中，无人对语，便默诵文天祥《正气歌》的小序：“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宽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汗下而幽暗……”不免浩叹一声，心想这就是被党报两次点名带来的甜头。

  我道事态展到此为止，哪知道还有连锁反应在后头。几天后跨入了八月上旬，攻我的大字报上街了。两张出现在东街，见鬼，要我老实交代和周扬，沙汀“一伙黑帮”的关系。一张贴在北街木器家具社的铺板上，安心向街上往来的行人介绍：流沙河在此！这张大字报是以“本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写的，如下：

  警告大右派分子流沙河你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赶快交出你从成都带回家的大批封资修黑书否则将对你采取革命行动特此勒令

  前两张大字报都是胡扯，我不害怕。这一张却厉害，绝非捕风捉影。我带回家的六百多册书，用左尺量，可以说全是“封资修”，悉在横扫之列。莫奈何，连夜清理出一百二十多册，从甲骨文到基督教《圣经》，从孔子到普列汉诺夫，分三次由母亲用背篓送到镇政府去了。母亲送书如送鬼，绝无怨言。把这些作祟害人的鬼书送出去了，家宅就吉祥了，她以为。